困局中的博弈：追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之历史实像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读后
王艺洁、刁培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妍究中心，天津市，300071
近年来，南宋区域史的研究正日渐升温，吸引了学术界不少学者的目光，新的成果也层出不穷。何玉红博士新著《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30万字，下文简称“何著”），一改过去以人物、家族为核心的研究思路，以区域史的全新视角，系统而又细致地研究了南宋川陕战区边防政务运行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川陕边防行政系统运作过程中的一幕幕历史图景，并将这些遗留在史料中的残章断影连缀成一幅精彩纷呈的动态画卷，进而诠释了南宋川陕军政运行中中央与地方在军事、政治、财政演变过程中的互动与博弈。
何著共分五章，其大致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作者对其学术旨趣进行了说明，界定了其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和地理范围，对有关南宋川陕军事、政治制度的已有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并阐明了自己的思考视角。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别对南宋川陕战区的军事行政运行制度进行层层考量——第一章从整体上评估了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展示出南宋川陕军事戍防体系；第二章透过考察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状况，探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章对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南宋川陕边防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四章则对南宋川陕边防的财政运营情况进行了特别的关注；第五章讨论的是与南宋川陕边防悉悉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最后的结语部分，作者在前述诸章的基础上，对其结论进行了延伸性的提升：南宋川陕战区边防行政运行中所体现之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南宋朝廷在面临削弱地方权力与加强边防的过程中，对“祖宗家法”既欲变通亦多坚守的两难窘境。
一、两宋区域史研究的方兴未艾与南宋川陕军事史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区域史的兴起，宋代区域史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从区域经济到区域社会文化，都有研究论著涌现。其中关于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此外，关于宋代区域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多见，其中美国学者韩明士所著《官宦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启人深思。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来，宋代区域史的研究贯穿两宋者居多，将两宋分而论之者较少。而从宋史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仍多偏重北宋，对南宋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区域史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而今，南宋区域军事史已有相当之关注，黄宽重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为研究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在南宋各大“地方武力”中，川陕地区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其地方武力很早就备受关注，杨倩描、王智勇对吴家将就有深入研究。何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讨论南宋川陕地区的军事、政治运行的情况，从而探索其间所反映的南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大深化了南宋川陕地方武力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南宋区域军事政治的整体认知。
二、研究旨趣的异同
诚如作者导言中所述，以往对川陕地区军政运行研究或偏重于人物、家族，或偏重著名战事，或偏重于战区经济情况，对其军事、政治制度运行的关照仍有不足，也少有将这个地区的军政运行置于整个南宋历史进程中来观察其与中央政治走向关系的成果。何著别开生面，转换视角，力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突破以往传统人物研究以及军事战争史研究之旧有框架，将川陕战区军事、政治置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视野之下，在“活”的制度史的启发下，侧重于制度运作状态的探讨。
何著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南宋川陕地区与南宋中央朝廷权力纷争的历史缩影：南宋四川宣抚处置司与中央、四川宣抚处置司与武将、武将与中央在行政管理问题上不断拉锯，中央的财政“代理”——四川总领所又与武将在财政权力的问题上“开火”。由此可见，川陕地区武装势力确已成为南宋中央朝廷的“肘腋之患”，与其他区域多有差别。学界早已注意到南宋对四川进行“特殊化”统治的情况，这些研究虽有揭示，但同时均强调宋代中央“强干弱枝”的政策不曾动摇。何著同样强调了南宋朝廷对“强干弱枝”、“祖宗家法”的奉行，但同时也强调了南宋朝廷对“祖宗家法”的变通，南宋川陕军政的运行的“特殊化”正是“祖宗家法”并非一成不变的实证。即祖宗之法“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有调整补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成规定制有所变更”。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之南宋川陕战区边防
何著以南宋川陕战区的军政的运行为切入点，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南宋川陕地区军事、行政运行中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细细品味这部作品，可清晰了解川陕战区的地方权力如何膨胀，中央对此又是如何防范制约等一系列动态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南宋川陕战区地方权力膨胀，具体表现为四川宣抚处置司拥有“便宜之权”，川陕战区形成了以武将为核心的地域集团——以兴州地域集团为代表。南宋朝廷出于加强边防的需要，吸取了几次战争中因各地分散抗敌而失利的教训，在川陕设置了宣抚处置司，命张浚为四川宣抚处置使，并赋予其“便宜处置”之权。从何著的史料爬梳中可以看出，四川宣抚处置司的权力确实“横行”于川陕军事、行政的各项事务中，不容小觑。张浚任四川宣抚处置使期间，提拔了包括吴玠在内的不少武将，为之后川陕武将势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时断时续的宋金战争中，由于南宋中央迫切需要能征善战之人以巩固边防，武将势力获得了不断积累、扩大的空间。其中，“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与表现，便极具代表性：武将权力膨胀且世代掌握兵权，统领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兴州军队；而随着兴州军队的兵源固定化与本土化的趋势，军队屯驻地逐渐固定下来，由此将领在军队和地方的威信日渐上升，其职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延伸到了行政领域，即武将知州的情况出现。这些在两宋其他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情形，作者为我们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以文抑武之“祖宗家法”已严格遵行的南宋时代，此一境况，令人震撼。
另一方面，面对川陕地方势力的“坐大”，南宋中央朝廷的防范制约措施也从未间断。具体表现为中央不断试图落实“以文驭武”的一贯方针，征调西兵，在军事统领权和行政区划上采取措施以分散地方势力，力图使兵与民、兵与将互相分离，且力图对川陕武将进行“财政制裁”。正是由于张浚担任四川宣抚处置使时行“便宜之权”引起了中央的担忧，因而张浚被罢免的命运，也就自然而然。而在此后如何震慑川陕地区的武将却成了南宋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宋中央“走马灯”似的更换四川宣抚处置使人选，但无论如何更换，都试图大力推行“以文驭武”策，遵从祖宗之法。作者对这一时段川陕地区上任的文官进行了逐一考察，从而展现出以文官节制地方武将之迹痕，尽管其节制的效果与其个人能力不无关系，但更多凸显出武将势力多年经营之根深蒂固。此外，作者还统计了中央抽调西兵的频率与数量，揭示了其节制川陕地方武将势力的真实意图。当然，当前此控驭力难以达致既欲之绩效时，南宋朝廷运用中央一切能够行使的权力，通过将三都统制分为四都统制来分散军事统领权，不断改变利州路的行政区划来分割地方势力；面对兴州军队不断本土化和固定化的趋势，还试图使兵与民、兵与将的分离来瓦解兴州地域集团。最为重要的是设置四川总领所，对武将的财政权力加以制约。何著第四章揭示，四川总领所与武将之间互相“扯皮”，不为其他，只为财权耳。究其本质，实乃中央力图剥夺地方财政权力，以防范地方武将势力恃财而“坐大”的危机。
经由何著的层层分析，不难看到南宋朝廷所面临的困局：是遵循一贯削弱地方权力的“祖宗家法”，抑或是为了加强边防的现实需要而对地方武将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纠结于此，前前后后南宋朝廷的诸多作为，通过地方武将的应对，这一互动过程中，显露出所谓之“祖宗家法”：变通与坚守之间。在坚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总原则的基础之上，在现实境况之下，须务实应变。而把握变与不变之间的尺度，同样以实际需要为准则。南宋统治者的实际需求相当现实，正如刘子健业已揭示：“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对加强边防的需求，维持在“边防安全”的平衡尺度之内，超出这个尺度的武装势力，自然成了压制分化的对象，故而方有何著所展现之中央时而宽纵武将、时而又压制武将势力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何著准确地把握住了南宋川陕战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关键点之精髓，眼光独到，发人深省。
四、深入探讨与学术精进
再次全面阅读何著，我们认为，这部力作颇具学术精进价值之处，似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探讨了南宋川陕地区边防的各个层面之历史内容。经由作者钩沉幽隐，深入发掘，兼而将之置诸整体史视野下周延思讨，条分缕析，精心编织，相关历史面相呈现出：（1）由区域史的角度切入，为读者描绘了川陕战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南宋中央为此采取的“特殊”军事、政治策略，以及在这种策略影响之下，南宋川陕地方武将势力之逐步发展，继而又被中央遏制的历史图景。由此看出，作者视线已不再拘于人物、家族、战争的细部考索，从而将南宋川陕战区的研究引向了更深入、更宏观的境域。（2）对南宋川陕战区内的制度运行有深入的挖掘，以动态的视角研究制度的运行，填补了关于川陕战区军事行政制度运行实况研究的空白。（3）作者学术洞察力相当敏锐，深入研究了前人较为忽视的方面，比如南宋川陕战区的后勤保障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极大地丰富、推进了这一区域的历史研究。
第二，何著通过对南宋川陕战区“特殊”的权力博弈的分析，揭示了南宋朝廷面对“祖宗家法”与现实防御需求产生矛盾时动态的政治走向。正如前文所述，南宋川陕战区种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与南宋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坚守“祖宗之法”，抑或变通策略，均取决于实际的政治需求。这也是何著详尽搜罗各方面史料，努力为我们展示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核心问题点，也是这部论著的学术贡献所在。
第三，何著深化了南宋区域军事、政治史的研究。此前学人视域内的南宋区域军事的研究，备受关注的无外乎川陕、荆襄、两淮，而军事史、政治史的研究似均不同程度上抵近了瓶颈，似较难发前人之所未发。何著的政治军事史研究与区域史视角、“活”的制度史研究理路，不但视角新颖，方法多元，且关照到南宋政局之整体运行，作者在这一研究取径下，对川陕战区军事行政运行进行深入、全面、动态的研究，既呼应了当下学术研究的潮流，也为其他区域的军事、政治运行情况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照。
五、阅读疑惑与增益空间
一部历史力作的学术建构，蕴涵作者识见；一部经典著作的阅读，也多是伴随有阅读当事人的过往经验。以此而言，倘若相互换位，假如我们即作者，这部书的思讨和撰写，将怎样建构和叙写呢？或许，我们会较多站在整体史视野上，竭力扩展某些研讨之空间，努力从深度上、广度上展开更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分析，以期提升著作更具整体关照。此外，在部分史料的搜讨和解读中，我们也会努力避免这样或那样的疏失。
首先，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的历史，不仅仅是南宋之军事史，也不仅仅是区域史视域下川陕一地之历史，整体史的关怀和问题关照相当之重要，换言之，一个区域的边防军事多与整个政坛变幻以及整体的社会经济推进密不可分。譬如，中央派往川陕地区的宣抚使及其在行政运作中扮演的角色，需站在军事史的角度来观察宣抚使的作用，也需以地方的角度关注哪位官员到川陕任职（朝廷委派怎样的官员担任这一要职，其选任的具体过程，亦当极具复杂性），更须关注中央如何酝酿这一决定，涉及到哪些政坛纷争倾轧；这些纷争又与这一区域整体变动有何利害关系，如此，抑或更能全面把握这一时期川陕地区在政治角逐中的角色。南宋社会经济的总体推进同样事关重大，必然需关注与军事相关的经济情况，而事涉经济其他领域也有若干或明或暗的“连带”关系，譬如该时段粮食产地之丰歉、运输之顺便与否，中央财政之丰盈困窘，周边区域（比如相邻的湖广、关中，甚至更远的经济区域）整体运行及其互动影响，等等。此外，宋金战事频仍，牵一发而动全身，南宋沿边地带均严加防范，川陕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时期同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荆襄、两淮，似也应多予关注，做力所能及的对比研究，或可从整体上丰满南宋川陕边防行政体系的研究。
其次，如将研究时段稍作延伸，不仅局限于南宋立国至吴曦之变前后，更多“长时段”的考察，似更具挑战性，或可激发更多学术灵光，著作也更具牵引力。如此，我们的学术关注点还将增加：一，南宋的历史传承势难与北宋历史截然分离，对北宋后期川陕地区的情况似可多作追溯。二，吴曦之变结束时南宋并未灭亡，变乱之后川陕边防运行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读者知之不多。另外，这部著作关注的川陕边防，主要集中于宋金边防，而金亡之后，川陕地区在宋蒙边防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倘若将研究时段拉长，顺便考察川陕战区在对蒙古作战时的境况，前后比较，过往历史的诸多面相或更丰富多姿。
最后，如能结合前人对川陕战区人物、家族及战争之研究，整部著作将更成为一幅立体多元而内容丰富的历史图画。虽然人物、家族、战争不是这部著作的重点，但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比如张浚、曲端等，可结合前人成果，多所增益。实际上，历史人物毕竟不是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存在，个人资质和言行与制度运行存有一定关联，有时至关重要。同样，战争的具体情况与边防制度运行也密切相关，如能多结合前人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会使得著作在史料的分析上更加详实、全面。
要之，在当今学界区域史研究和“活”的制度史研究的潮流之下，何玉红博士对南宋川陕战区边防行政运行情况进行了详实、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拓展了这一议题的研究深度，加深了我们对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以南宋川陕战区边防运行的“特例”，揭示了南宋统治者对“祖宗之法”的坚守与变通，为“祖宗之法”的内涵延伸提供了一份实证，是一部学术价值深蕴的学术力作。
(本文发表于《宋史研究通讯》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