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纸背为宋人书简和公牍，计达 780 余纸。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简》为名影印出版，分装为 5 册，其中公牍部分位于第 5 册，为南宋绍兴末隆兴初舒州的官府公文，计有 127 页，分属 53 件公文，内容涉及南宋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尤以舒州酒务文书居多，是研究宋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继民、魏琳合著《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即是对这些公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它作为《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的一种，2011年 1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整理和研究两大部分，再加上附录，凡 35万余字。整理部分是对《宋人佚简》第 5 册公牍进行文书学的整理，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标点、分段、校订以及错简复原等; 研究部分共 6 章，是对舒州公牍佚简的专题研究，主要汇集了作者及其弟子近些年来对《宋人佚简》的研究成果。该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宋人佚简》公牍部分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无论从整理的精审细致，还是研究深度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宋人佚简》研究的新局面。众所周知，《宋人佚简》系拆自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为宋代公文纸印本。因此，《宋人佚简》研究成果之一的《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实质上属于公文纸本的研究范畴。
关于公文纸本，按种类划分可分为公文纸抄本和公文纸印本两大类。虽然汉代已发明造纸术，但长期以来由于纸张难得，古人有利用旧纸的背面书写的习惯。明人张萱《疑耀》中提到，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每于公牒作文”，这是对公文纸抄本的较早记载，可惜无遗物传世。20 世纪初，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开启，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一些公文纸抄本的实物，公文纸本的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去。但由于历史上公文纸印本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故一般意义上的公文纸本多指公文纸印本。公文纸印本，指利用官府废弃公文档册帐簿和私人书启等写本旧纸的背面进行印刷的古籍。这种风气始于北宋，盛于南宋，继续于元代，至明代渐少。公文印本虽然行用日久，甚至蔚为风尚，但长期以来未见诸史书中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被世人所注意。明人张萱在《疑耀》中指出，“采获校秘阁收藏，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清末学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 8 专列一条目《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指出“宋时印书，多用故纸反背印之，而公牍尤多。”“不独宋印如此也，元明印书亦然。”公文纸印本属于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不过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传世文献不同，属古籍刻印本的特殊形态。它的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公文档册账簿、私人书启等，多为写本，价值是双重的，相对于一般古籍更为珍贵，其中不乏宋本和元本。宋元时期有数十种，宋代公文纸印本也达 10 余种( 顾廷龙先生语) ，其文物价值自不必言。从文献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纸背文字可以作为判断该印本刊刻和印刷时间的一个重要依据，提供文献印刷的时间上限。特别是那些公牍资料，多是尚待开掘的新材料，未经任何删汰概括加工，比方志、会要、法典、编年史、杂史、正史等传统典籍原始得多，史料价值尤其突出。公文纸印本大都属于古籍善本，本身具有一定的文物性。由于线装装订，出于保护古籍的考虑，其纸背的公牍或其他文字不能或不宜轻易打开。迄今宋代公文纸本被拆开刊布的仅有两种，即宋人佚简和宋西北军政文书。在 100 多种公文纸印本中不过是冰山一角。明127清以来，虽然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叶德辉《书林清话》等对某些公文纸本纸背内容有所介绍，但主要是摘录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公文纸本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性的有周广学、瞿冕良以及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等，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版本、文献学角度进行的。当然，史学界也有学者对公文印本所提供的新材料加以关注和利用。例如，李伟国、李华瑞等先生在研究宋代酒业中都曾引用《宋人佚简》中的舒州酒务资料。但总的来看，公文纸印本并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除了公文纸印本刊布上的迟滞、难以为学界利用外，认识上的误区也许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宋代以后的传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宋明史学者对新材料的态度远不如先秦、秦汉和中古史学者那么迫切。仅以《宋人佚简》而言，《宋人佚简》为宋刊公文纸印本中唯一整理出版的大宗宋代原始文献。1990 年出版后，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录校本，只有《全宋文》对《宋人佚简·佚简》( 即前 4 册)的部分书简有过校录，而对公牍部分( 即第 5 册) 基本未予收录。另外，《宋人佚简》资料虽然公布已经 20 余年，研究论文寥若晨星，对《宋人佚简》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
究，孙继民先生是第一人。需要指出的是，《宋西北军政文书》也是孙继民先生整理的，所著《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于 2009年 3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如果说《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属于考古所出公文纸本，与一般意义上的公文纸本相比具有特殊性，《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对公
文纸印本的研究也许更具有普遍意义。孙先生的整理研究工作，不仅推进了长期停滞低迷的公文纸本的研究，更为我们对公文纸本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
范例，主要表现有以下方面:
其一，在整理方法上。公文纸印本资料多为档案文册、户籍、田册等，相比一般古籍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宋代文书现存较少，《庆元条法事类》虽然有关于文书制度的详细规定，但提供的也并非文书原件，因此，宋代文书的整理可说是一片空白，无规章可循。孙先生在遵重古籍整理一般规则的前提下，依照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的范式，实现了公文纸本整理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的对接，建立了一整套公文纸印本的整理范式: 比如，定名时充分考虑文书的写作年代和反映的历史事实，以使定名更为准确; 录文时，按照文书的行款格式，尽可能保持文书原貌。而对文书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一般不加以改动，只是在校记中予以说明，等等。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从史学角度深入研究，揭示公文纸本的史料价值，把公文纸印本的研究引向深入。长期以来，公文纸本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版本方面的研究，历史学者介入较少，且多为概述性介绍，深层次研究并不多见。孙先生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与传统典籍相结合，利用团队的力量开展集束式研究，揭示了《宋人佚简》公牍所反映的文书制度、酒榷课利分隶制度、孝宗北伐战备情况等等，弥补史籍阙载，提供诸多制度细节，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从微见著，如烛照幽，堪称以小见大的典范。
当然，孙继民先生公文纸本研究也只是一个开端，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即使对《宋人佚简》来说，也只是整理了公牍部分，并非《宋人佚简》的完璧。宋人佚简内容丰富，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已经探讨的问题有些也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远非定论。公文纸本作为亟待开发的文献资料宝库，在保护的前提下，抓紧资料的调查、刊布、发掘、研究工作，需要科学界、史学界、文献学界等的通力合作。这是全社会的责任。
原载《安徽史学》 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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