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认识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当与相邻朝代的国情,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比较,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对于宋朝而言,可以作为对比的朝代,当非唐朝莫属。

    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它与前朝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必须指出,唐朝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所谓“某某之治”云云,却是夸大成份居多。贞观六七年以后,唐朝就出现了徭役繁重,百姓“嗟怨”,统治者生活奢侈,刑政不明的状况。在历史上,唐太宗虽然号称“明主”,但事实表明,他是一位好大喜功、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君主。唐前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可谓触目惊心。“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的愈演愈烈,皇权大为削弱。这与宋朝皇帝,不管是年幼的还是患病的,始终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唐朝官员因政治原因而遭到诛杀或流放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唐朝的滥杀,与宋朝不杀功臣,不杀士大夫,不杀谏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唐王朝的创建者李渊,出身于关陇地区的贵族家庭,生活本来就十分糜烂,称帝后,他不顾国家财政困难,立即大兴土木,所建披香殿,极为富丽堂皇。又广增后宫,游猎无度。与之对照,宋太祖却自奉甚俭,将削平割据政权所得到的钱财,贮之别库,以作为统全国之用。唐太宗虽然人称其雄才大略,但其腐朽性同样十分严重,仅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兴建的大明宫规模而言,足以骇人听闻。与之相比,财政收入超过唐朝的北宋,其汴京皇宫虽然也称得上豪华而众多,但“宫城周围五里”尚不及大明宫面积之半。南宋皇城建在凤凰山原北宋杭州府治旧址,其面积只有大明宫的1/7,建筑既不雄伟,宫殿又多有减省。唐太宗不仅热衷于建宫殿,同样也热衷于修陵墓,早在贞观十年(636),大肆营建昭陵,直至他去世,仍未完工,足见规模之宏大。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规模也是空前。与之相比,两宋陵墓的规模就要小得多,以北宋来说,位于河南巩义的8陵,不及昭陵一陵之大。

    总之,无论是两宋的宫殿,或是陵寝,皆远逊于唐宫、唐陵,出现这种情况,实非经济实力或权攒所致,主要也得从封建帝王腐朽程度上去找原因。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严重破坏,唐朝建立之初,人口稀少,土地大批荒芜,在和平的环境下,随着均田制的推行,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事业的兴修,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唐朝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仅局限于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包括长江以南在内的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周边的羁縻州县,经济发展还十分缓慢,所以全国性的经济总量并不大。以政府财政收入来说,从德宗朝起,唐朝无异已陷入“积贫”境地,早已没有了昔日开元时期的盛况。

    宋朝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广,但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越唐朝,所以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都较唐朝发达。

    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熏陶,唐太宗和众多将领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军事才能臻于娴熟。由均田农民组织起来的士兵,作战也比较勇敢。这一切形成了唐朝前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因唐朝只有对外扩张,很少遭人入侵,所以许多人说起这段历史,仍无不感到振奋。但从高宗朝后期到武周时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军事力量开始衰落。在唐中后期的一百余年间,军事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雄风”,陷人被动挨打的境地。

    再从宋朝方面看,两宋先后所遇到的对手契丹、女真和蒙古,与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比较,有很大不同:一是匈奴、突厥皆为草原民族,他们入侵汉人聚居的地区主要是为了掠夺子女玉帛和粮食,军队飚进飚退,不是以永久占领领土为其目的。所以汉、唐建立之初,可以借“和亲”和赠送财物以阻止他们的深入。可是契丹和女真,在他们崛起以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部分走向定居。蒙古在征战金朝的过程中,也汉化日深。所以这三个民族的统治者,都怀有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雄心。二是何奴、突厥上层后来都发生了严重分裂和内乱,势力大为削弱,给汉、唐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但契丹、女真和蒙古贵族内部,没有发生对全局有影响的分裂、故宋朝对他们无隙可乘。此外,五代时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和燕山山脉的屏障,要阻挡“胡马南牧”,就更加困难。因此,两宋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历史上比任何朝代都要深重。故相对而言,军事力量就更显弱小。如果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盛唐时期的军威和尚武精神,确实起着振奋士气的作用。宋朝则不然,由于它一直将重文抑武”奉为国策,虽然对改变唐五代以来的武人政治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流弊十分严重它压制了武将的能动作用,降低了广大将士的社会地位。尚武精神的缺失,也就削弱了国人抵御外侮的力量,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唐朝在思想上仍坚守着两汉以来旧的儒学传统,除了在宗教上产生了禅宗以外,在思想领域上的建树并不多。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整个唐朝的士大夫队伍中,甚少有像宋朝范仲淹、王安石、朱熹、文天祥那样对国家和民族抱有高度责任感的儒家学者和大臣,所以在唐朝产生不出一个十分著名的思想家,也就不足为奇。

    进入宋朝,随着国家内外环境的变迁,“重文”政策的推行,士大夫对国家和民族责任感的增强,产生了以理学为主的新儒学,也就是所谓宋学。宋学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而且也推动了政治思想的进步。一些士大夫对君主独裁体制公开表示不满,提出了天下者乃万民之天下的主张。他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敢于挑战帝王的绝对权威,开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思想的先河,非常值得肯定。

    从文化上看,唐宋两朝都有灿烂多姿的诗词、书法、绘画和音乐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宋朝在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从总体上来说,要远远超过唐朝,在今天学术界已经获得了共识。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文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对于这一看法,笔者认为尚不能一概而论。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在高层,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在民间,两者所起的作用各有侧重面。虽然看起来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但宋文化对日本近世以后的影响,恐怕也不能低估。

    在科技发明上,宋朝更是大幅度领先于唐朝。在封建社会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即包括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和政治地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否,在这方面,唐宋两朝的农民,也有着显著不同。

    先言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均田农民不论占地多少,都要负担沉重的兵役,交纳租庸调,种植何种经济作物也受到限制。国家为保证兵役和租庸调的征发就要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宋朝建立后,以募兵制代替唐时的征兵制,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同样也有利于农民的自由流动。

    至于唐宋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唐朝也无法与宋朝相比。虽然,唐宋两朝都实行以科举取士,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朝还是初创阶段,各项条制尚未完备,农家子弟由于受到门第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根本无缘参加科举考试,除极少数人以军功获得武职以外,不存在向上流动的政治空间。由于宋朝科举不讲门第,不问贫富,这就为部分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条入仕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流动。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唐宋两朝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古代,唐宋虽然都是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朝代,但宋朝除了在军事力量和疆域方面不如唐朝以外,无论是政治的清浊、经济的发展水平、思想文化的繁荣程度、科学技术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后世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来看,皆超过了唐朝。唐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度强大,但由于它频繁地对外用兵,给广大百姓带来的却是祸而不是福,并不值得肯定。因此,宋朝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来说,比唐朝为高,应该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原题《试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唐宋两朝国情比较所见》,张云华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