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宗教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它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多变，彼此交错，头绪繁多。我所读过的以往有关宋代宗教的著作有二类：一是研究宋史者所撰，不能深入宗教教义，颇有隔靴骚痒之感，另一种是专门研究宗教者所撰，从宗教到宗教，又给人以与时代隔绝之感。今读杨倩描《南宋宗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顿有不同以往之快感，即本书一读便可知，作者是一位既通宋史、又在宗教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

断代宗教史之所以难作，首先是难以准确把握此断代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包括此阶段宗教史在整个宗教史中的位置。以南宋而言，它是北宋灭亡后，宋朝君臣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封建王朝，如何评价它，眼下正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南宋时期的宗教，上承唐五代、北宋，下启元明清，历来被认为是宗教世俗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另外，南宋是理学被尊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而理学以排斥佛道为旗帜，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宗教发展，也历来是为学术界所瞩目的。

本书开宗明义提出：南宋宗教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巫教。“关于南宋宗教，有二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是关于巫教，二是关于宗教世俗化。”（本书第1页）“在中国的历史上，原生性宗教也就是巫教”。（本书第2页）“世俗与宗教是一个对立的范畴”。（本书第6页）“南宋时期与北宋相比，其宗教世俗化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宗教的干预更强，宗教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宗教庸俗化的程度更深。”（本书第１０页）这些论断宏观地概括了南宋宗教史的全貌，给全书的任务作了定位，表述了作者对南宋宗教史独特的基本看法，也给读者提供了阅读本书的线索。而这样的探讨，又正是目前学术界所欠缺的。

南宋宗教史之难作，其中之一是因为它要讨论的，既不是佛教一家的历史，也不是道教一家的历史，而是此时期存在过的所有宗教的历史。众所周知，南宋同时并存有多种宗教，每种宗教之内又有许多派系，这颇有些使人有眼花暸乱之感。南宋时有佛教、道教、巫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佛教内有律宗、禅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内又分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山内、内外、慈云三派。临济宗内又有黄龙慧慧南、杨歧方会二派，后者又可细分为大慧派、虎丘派等。道教内也分正一派、上清派、灵宝派、天心派、金丹派等多个派系。至于南宋巫教究竟包括多少小的派别，那更是谁都难以讲清楚的问题。本书的成功处之一，就是不但分别论述了各种宗教、各个宗教的主要派系的发展、传承脉络，而且相当准确、相当深入地论述了它们在宗教教义、宗教经典和理论著作、传播方式、传播地域及主要基地等诸方面的主要差异。这种论述，必须兼通儒、释、道、巫，如果没有长年的积累、深厚的功力是根本无法作到的。书中还论述了宗教与政府、宗教与当时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这些论述突出地反映了作者很强的史学功底。

《南宋宗教史》明显地是一种具有深厚个人学术研究成果色彩的著作。书中随处可见有体现作者学术研究成果、学术创新的论述。例如，书中指出，禅宗作为一种“无神的宗教”，并不利于禅宗在中国社会的推广。唐代佛教禅宗推崇的不立文字、否定偶像崇拜，到南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是因为，语言是宗教传播的必要手段，而佛像佛殿的“神圣性”则也是吸引和聚集教众所必要的。（本书第７页）再如，书中对寺院宫观的内部组织结构也作了深入地考察研究。考察分析了由唐代到南宋寺院、宫观内从主首到一般僧职、道职的演变情况，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或不准确的论断。书中征引《释氏要鉴》等提出，宋代律院主首与隋唐时期不同，隋唐时期的寺主相当宋代的监寺。（本书第59页）书中征引《禅苑清规》卷八关于２３种知事僧的记载，（本书第５８至５９页）并征引其他相关文献，细致地论述了寺院僧职的具体情况，这都是前所未见的，使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探求明显地向前拓展。

作者触及了不少前人关注不够的问题。如分析了南宋佛教、道教的地域分布（本书第169至173页），分析了当时佛教与巫教、民间秘密宗教间的相互影响（本书第246至248页），分析了南宋时期佛教寺院、道教宫观的建筑布局、神像配置（本书第八章），这些都是有开拓意义的，读起来饶有新意。书中关于佛教异端白莲教、白云宗的深入地专门地论述是前所未见的。书中对寺院经济、宫观经济作了客观分析，提出：“南宋的寺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世俗封建经济相差无几了”。（本书第359页）这样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

近年从事宋史研究的人，往往感叹发现新史料之困难，颇有宋史史料已被穷尽之感。本书作者在新史料的发掘上，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者不但利用了《永乐大典》中的及其他较难查找的文献中的史料，出色地利用了佛经道藏中的史料，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作者从明清方志、寺观志搜集到了其中保存的相当数量的宋人文字。例如，书中论述漏泽园便征引了不少清代方志中保存的宋人文字。（本书第373至377页）这对于研究宋史如何开拓新史料来源提供了极好的示范。作者也注意对旧有史料作纵深发掘，例如作者发现了关于南宋僧道人数的二个数字：即南宋人张嵲《紫微集》巻二四《论和籴第二札》、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乾道三年九月条所载当时僧道人数的估计，这对于了解南宋佛、道教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这二则文献并不是新奇文献，但却未见前人征引它们说明当时僧道人数。这说明有些常见史料中也可能包含着人们未觉察的意思，只要对它们深入研究、思考，这些文献也有“翻旧为新”的可能。

像任何事物一样，金无足赤，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例如，有些读者认为，如将书中散于各处的关于宋朝僧人与国外僧人的交往单独写为一章，效果或许更好。书中第336页将宋廷端平元年、淳祐三年两次赐田给祐圣观误书为赐田给净慈寺。同页言及将军开赵创建广惠禅院，而第375页论述同一事时却将此寺“赐名为”“及优恤其”。书中第80页引文彦博的诗引自《全宋文》，其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潞公文集》巻六即收有此诗。诸如此类，都属璧玉微瑕。

但有一事笔者拟略作絮烦。“史”与“研究”，前者以集大成为特色，突出系统性，后者更突出创新。本书创新性上是相当突出的，但如果高标准地要求，本书在“集大成”方面却似还有欠缺。涉及本课题的研究成果相当多，而书内征引的相对较少（书末未有参考文献目录，总感觉是个缺欠）。例如，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中讨论了宋代佛、道教的慈善活动，本书第十章第二节《僧道在社会慈善活动及公益事业中的作用》中却未提及。笔者关于宋代政教关系曾发表多篇文章，而本书只提及一篇，这也是笔者不能满足的。

说到对待前人研究成果，笔者想顺便发表一个意见，即认为学术界还应进一步注意学术规范的事。遵守学术规范不能只停留在反对剽窃别人成果上，还应向更高层次推进，这就牵扯到范围更广的正确对待他人研究成果问题。老一辈学者由于时代所致，往往没有学术规范意识，不甚注意肯定和借鉴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成果，特别有些老学者更不愿借鉴比自己年龄低、资历浅的学者的成果，认为这样有损于自己崇高威望。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在今天还有相当的影响。至于过去、现在时时可见的党同伐异式的尖酸刻薄的所谓学术“批评”，更是令人厌恶。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新的学风，应当以充分而恰当地肯定别人学术成果为荣。这又是笔者想借题发挥的离题之话了。

据笔者所知，本书的撰写受到时间、篇幅二方面的严格限制。既如此，上述书中的不足就都是不难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