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颇多王朝，在外敌的攻击下，被迫迁都，分成前后两半，如周分西周、东周，汉分西汉、东汉，晋分西晋、东晋，宋分北宋南宋，唐虽未迁都，实际上也分成前后两半。他们多是后半不如前半，所谓汉、唐气象也仅指其前半中最辉煌的一段，唯独南宋例外，除了疆土比北宋小，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不让北宋，甚至有相当程度的超越。南宋与北宋共同建成辉煌的宋代文化，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是把北宋和南宋统统包括在内的。然而长期以来，以疆土论英雄的观念，使得人们对宋、特别是对南宋怀着种种偏见，颇有不屑一顾之势。近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的认识在逐渐转变，宋史界也在努力改变重北宋轻南宋的状况。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杭州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南宋史研究中心，网罗全国数十名专家，一次性推出了南宋史研究丛书25本。读者可以通过它们一睹南宋的庐山真面貌。下面就其中葛金芳撰写的《南宋手工业史》，略作评述。

手工业史在专门史中，属于比较难写的一种，它品目繁多，包括矿冶、农具、兵器、铸钱、造船、造纸、印刷、陶瓷、纺织、建筑、漆器、文具、制盐、酿酒、食品加工业等，几乎每一种都可以单独写本专门史。它资料分散，很难像人物、地名那样通过电脑轻易检索到，必须下工夫阅读原始文件。它既需要掌握地上地下的考古文物资料，做出准确的描述，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在与北宋以及其他朝代的比较中，对它做出恰当的估价。近百年来，有关的论文数以万计，著作数以百计，而质量良莠不齐；必须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又要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切，没有多年潜心的研究，是很难做到的。令人高兴的是，葛金芳教授有着潜心研究宋代经济史数十年的工夫，出版专著多部、论文数十篇，为写这本书，又花了数年时间，上述难点，在他的笔下，也就逐一化解了。

从本书的导论和引文中可以看到，作者通晓国内外研究成果，于国外，以引日本学者论著较多，国内则侧重于近二三十年来的新成果。又不时引到自己的论著、包括待刊的论著，还有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独立钻研和博采众长相结合，使得本书内容充实、全面，颇多亮点。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各章的命名上，别具匠心，直接点明了它们的特点，如：低迷徘徊的矿冶业，世界领先的造船业，持续发展的丝麻织业，初步兴起的棉纺织业，持续兴盛的陶瓷业，空前繁荣的造纸与印刷业，突飞猛进的桥梁与建筑业，工艺精湛的漆器业和文具制造业，向独立行业迈进的食品加工业，禁榷体制下的制盐与酿酒业。这样，使得读者拿起书来，就能很快摆脱头绪繁多的困扰，把握住南宋手工业的基本特点。表面看来只是加了一顶帽子，然而这几个字下的并不容易，那是在把握全局后高度概括的结果，因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矿冶业用“低迷徘徊”四字形容，非常贴切，南宋失去了盛产煤铁的北方领土，但不利的客观条件并没有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南宋充分利用沿海的优势，发展“轻型工业”和外向经济。世界领先的造船业，正是海外贸易强力拉动的结果。空前繁荣的造纸与印刷业等，则是科举、教育事业大发展、国民素质提高的体现。多数行业在北宋基础上持续发展，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料翔实，条理清晰，足以廓清南宋贫弱的成见。

本书对南宋手工业的成就、时代特色、增长方式、发展条件、发展前景诸方面，均有独到的论述，不乏精彩之见。作者认为南宋手工业在北宋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获致三大历史成就：即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扩大；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步。指出南宋手工业的时代特色：一是多数行业的制造重心移至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二是轻工业部门发展速率超过重工业部门，形成一种“超轻结构”；三是南宋手工业受到海外贸易的强力拉动，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进而论证其增长方式，认为大多数行业是靠分工与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斯密型动力推动下的斯密型成长之主要特征，因而定位于早期工业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首次启动。作者认为，南宋手工业之所以取得如许进展，是因为具备如下发展条件：一是江南地区特别是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早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成就，导致机械使用的推广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各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三是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工商人口越来越多，都市化进程加速，这是早期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同时指出，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从外部环境看，受到宋金、宋蒙战争的干扰和打断；从内部体制看，有专制集权体制对工商业的过度盘剥和科举制度对工商业阶层的瓦解；同时因为失去北方煤铁工业基地，南宋手工业被迫走上“轻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若无外部（如华北）矿物资源（如煤、铁）输入和近代宪政秩序的支撑，不大可能发展到机器工业化阶段。书中有关“工艺革命”、“耕制革命”、“轻型工业化”、“原始工业化”等提法，属一家之言，虽未必为定论，但对读者来说，至少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给人以启迪。

本书长达40余万字，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地名之误：“于潜县”误作“潜县”（页188）“庆元府”误作“宁波府”（页266、267、268、269、270），“绍兴府”误作“会稽府”（页267），“镇江”误作“饶江”（页305），“安吉”误作“安光”（页306）。人名之误：“叶廷珪”误作“叶廷圭”（页167），“丘崈”误作“丘崇”（页265），“颜颐仲”误作“颜颐伸”（页266），“吴潜”误作“吴报”（页269），“齐硕”误作“齐硕逆”（页270）。书名之误：《演繁露》误作《演繁录》（页254）。事实之误：页305云：“建康……绍兴年间在宋金拉锯战中受损严重。”按：宋、金在建康打仗是在建炎三年十一月至四年五月，此后的绍兴年间金兵再未到过建康。页306云：“有些城市干脆没修城墙，如嘉兴府海盐。”事实上海盐修了城墙，见至元《嘉禾志》卷2。本书附表25，颇便检阅，如在目录下标出，效果会更好些。

总的说来，我以为，本书堪称近百年南宋手工业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在现阶段，谁想了解南宋手工业史，或希望在这一领域做出新的成绩来，认真阅读本书，乃是最佳的选择。

2009年4月1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