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中国观”研究》，熊鸣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
“中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名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也是国民熟知的常识。但是“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最早见于西周铭文的“中国”是指国之中央，即都城。春秋时“中国”发展为指代“华夏”族群和“华夏”文化的用语。秦汉魏晋以后，“中国”又指中原政权，并从汉人政权发展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中原政权，元明清以后才具有今天“中国”的含义。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发展为近现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而宏大的历史问题，其中古代少数民族的“中国”观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本书关注的正是古代王朝“中国”观发生重要变化的宋金对峙时期，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全书分五章展开。第一章介绍女真政权的崛起与生存环境，以便对金女真政权的政治性格有个初步的了解。第二、三、五章按照金朝前、中、末的分期，从观念与政治互动的视角，分别对女真贵族、女真帝王、金遗民的“中国”观逐一进行考察。第四章则主要关注金朝汉人的国家认同与“中国”观的演变脉络与特质。代表性观点有三：
其一，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臣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其二，金朝女真帝王的“中国”观带有强烈的北方民族自树意识，他们既有吸收中原文化以“中国”自居的需要，也有维持自身族类文化认同的需要。作者认为与只是认同华夏人与文化的传统“中国”观相比，金人“中国”观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女真统治者并不避讳出身于北方民族的事实，金世宗在推进金朝汉化进程的同时，又发动了维护女真本土文化运动，他认为女真文化足以与汉文化齐肩，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之中。金章宗时君臣几次讨论本朝德运问题，目的是将在地方制度层面具有汉制与女真制并行特点的北族王朝纳入中国正统王朝体系。显然金朝女真帝王的“中国”观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并存的“中国”观。值得注意的是金朝女真人的“中国”观并非完全不分“华夷”，金末金蒙战争中，女真统治集团在号召民众抵御蒙军入侵之时，也以“攘夷”为宣传口号。金朝女真君臣这种统治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共存的“中国”观为后来的元朝蒙古统治者和清朝满族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为不分种族的国家层面上的“中国”认同，为近现代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历史基础。
其三，金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占人口的大多数，北族王朝统治下的汉人对女真政权的“中国”认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强化的过程。本课题提出“中国”观本身是一个集天命、地理、文化、功业视角于一体的国家观念，原辽汉人“夷夏之辨”意识相对淡薄，很快完成了对金国的认同过程；原北宋汉人则经历了痛苦的观念转变过程，以“救生灵、存文化”、“天命已改，君道无终臣道亦无终”等论说消解了改仕新朝的内心矛盾，将金朝取代北宋诠释为“中国”内部的改朝换代。金朝汉人不仅从文化（奉行中原礼义）、地理（占据汉地、中原）两个角度来认可金朝的“中国性”，并出现了称南宋政权称为“蛮夷”的现象。他们的“中国”观呈现出狭隘性与超越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政权概念具有强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出于“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维护金朝东亚霸主身份的需要，金朝汉人将同时代的南宋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他们已经萌生出一种不论华夷种族、不论南北民族地域，皆可为“中国”的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意识，具有一种消弭夷夏种族界线的超越性。金末在蒙古政权的军事压力下，金朝汉人“中国”意识趋于强化，为金国殉节的汉族武将文官不亚于南宋之壮烈。金亡后，汉族遗民郝经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命题，开启了“中国”观的理学化倾向，将是否行“中国”之道作为判定政权“中国性”的唯一标准，强调“华夷”种族都是天然具有行道资格的群体。作者还指出金遗民“中国”观的超越性与南宋遗民“中国”观中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恰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共同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其中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前人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就观念谈观念的层面。本文则采取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展开，将金人“中国”观置于10-13世纪东亚政治秩序变动的大历史背景下做整体性与动态性的考察，突破了以往静态论述观念的旧框架，从而在理论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
其二，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创新。关于金人“中国”观问题，前人的研究存在三方面的局限：其一，时段上主要集中在金朝中期；其二：研究对象限于金代汉人和个别女真帝王；其三；研究内容上侧重正统论、夷夏之辨、德运观的考察。本文则将研究时段扩展到整个金代，尤其注重对金前期与金末时段的考察。在研究对象上也有极大的扩展，包括金代女真贵族、女真帝王、金汉人、佛道宗教人士等各个群体。在研究内容上则侧重多语境的考察，将“汉化”、“正统观”、“德运”、外交关系、边疆经略、社会心理、以及宗教语境等都纳入讨论范围，极大扩展了学界现有的研究内容与范围，预期能填补相关领域的若干空白。
其三，具体研究点的创新。如，学界或认为完颜宗翰是采用汉制的改革派，或视其为阻碍汉制改革的反动势力。本课题突破汉化与反汉化的传统研究视角，指出完颜宗翰并不敌视和排斥汉制改革，与改革派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