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书法史之难，在于既要具史家之鉴识，又要备书家之体悟，微观上更得发明书法传承体系中的缺失之环，辨析传世书法文献中的诸多问题。因而，充分利用好材料(尤其是新材料)，解决好问题(尤其是新问题)，是当今代书学研究者的责任之所在。

方爱龙所著《南宋书法史》，是南宋专题史研究与中国书法断代史研究的新成果。该著在宏观阐论与微观考辨两端均取得了佳好进展，表见功力，诚为难得。

首先，《南宋书法史》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断代书法史论著。过去，囿于对南宋偏安形势的狭隘理解，专注于南宋书法的研究者寥寥。而《南宋书法史》能充分关注到南宋书法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成就，实现多视角、成体系、合规律的艺术史之昭揭，殊难不易。比如，该著提出，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历程看，南宋书法与北方的金、西夏乃至蒙古(蒙元)诸国的书法相并行，但就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态势而论，南宋书法显然胜出，为是时主角。南宋书法，就其金瓯半缺的时势而论，得助于江南富庶的经济与南下侨居士族(包括学有专攻的高级匠人)，实现“大而朝廷，微而草野”的文化重建，至少在法帖刊刻的数量与质量，书法史著录之书的成就，金石学与“兰亭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御府与私家对法书墨迹的收藏，从文人题跋到学术思想等方面远胜其后的一百五十年。

其次，《南宋书法史》体现出作者在书法史论研究及相关学术内容上，具有较强的把握能力与阐释水准。作者在完成《南宋书法史》之前，曾进行了多位南宋书家的个案研究，并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10余篇论文，出版过相关编著，其成果已为书学研究同道专家所认可。因此，《南宋书法史》是托付心力的学术成果，其对南宋的书家书作、书法文化、书法理论等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考察与阐论，不仅涉及帝王将相、文入学士、释道人物等多个阶层的各色人物，而且抉要探微，言不虚出．如书中有论，南宋书法史实际上存在一种双线发展形态，承继北宋的“尚意”书风是为表流，以赵构为肇端的“复古”思想则为暗流，而恰恰是后者发展成为元代书法的主流。此于书法史作了上下贯通，深具启迪意义。又如，其将“中兴四将”、文学名家尤袤与姜夔、知名学者王应麟与周密等纳入专题考察范围，结合图像与史料，针对他们的书法活动、传世书迹等进行研究，大大丰富了书法史的研究内容。

再次，《南宋书法史》的著述方法颇具特色。该著注重借鉴历史学、文化史、考古学、文献学(包括书画著录、书画鉴定)等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注重利用书法史论研究的新成果，以南宋的文化政策、学术变迁为依托，以作品图像和书法文献为核心，对南宋书法史作出合理阐述的同时，也纠正了当前书学研究中的多个讹误问题。有些问题的解决，其作用甚至并不局限于书学一途。比如，就赵构《翰墨志》一卷所作的研究，考定传世之卷实乃全貌而非删节，断其成书年代在乾道九年与淳熙七年之间，发前人之未发，均可补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阙误，而其对赵构早期论书语录所作的钩稽，更是拓荒性的研究工作。又比如，通过对范成大传世书迹的钩考，解决了《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关于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年代的阙误，汇辑了《范石湖集》《范成大伕著辑存》等失收的部分伕文；通过对尤袤有关传世书迹的研究，提出了尤袤生年应为1124－1194年的新证，亦可订《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记载之误。诸如此类，每每可见。此外，全书选配了海内外所藏法书墨迹、碑帖拓本和石刻照片、古籍书影、书家画像等图版资料近200帧，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以图证史，图文结合，既增强了学术性，也增加了可读性。

戊子嘉平，方爱龙先生以新著见示。通览全卷，印象深刻。识成数言，以作推荐。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省特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