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论述宋代官员俸禄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为什么历史发展到宋代，官员的俸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二是既然大多数官员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为什么像上面所列举的贫穷官员仍然只是少数?对此，有必要进一步作些探讨。

    对于第一个问题，须从官员的出身及其家庭状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官员的出身来看，赵宋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完成了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表现在选举制度上，科举已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并彻底废除了李唐以来“请托”、“公荐”等一系列荐举制度的残余，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6]]的取士原则，这样便使得一大批出身贫寒的士人，有可能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如北宋政治革新派的先驱王禹偁，《宋史》本传言其“世为农家”，依靠大臣毕士安的栽培才考取进士。仁宗朝号称贤相的李迪、杜衍等，皆出身贫苦，尤其杜衍，是一个遗腹子，“其母改适河阳钱氏”，“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27]]。其年轻时期生活窘迫的境况，可以想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宋代名臣范仲淹，及第前的处境，与杜衍十分相似。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宋史》本传说他幼年“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看来家境也不好。进入南宋，士人攻苦食淡，由科举踏上仕途者，更比北宋为多。有相当一些贫士，他们一面授徒，一面从事举业。如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中进士的刘德礼，其父遇“为乡先生，授徒十数百人”，去世后，德礼因“母老家贫，复以授徒为生”[[28]]。著名政论家陈亮，早年“贫不能自食”，乡人徐某欲以己子托其教导，“而使食焉”，他始则推辞，“其后计穷，竟出此”[[29]]。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亮终于考取了进士第一人。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榜进士第一人蒋重珍，家世代穷苦，“诸父七人，或夭或贫”，重珍幼孤，“年十七，为人授小学，有襦鹑结，忍敝以待束修之入”[[30]]。贫士入仕前，除教书外，也有人从事小本经营[[31]]，及力田、受雇乃至以借贷为生计者。这些人出身贫寒，一旦跻身仕途，由于“且无负郭之田园，固乏满堂之金玉”，“凡百经费，只仰俸缗”，经济上就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在宋代，凡是生活贫困的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之人,恐怕决非偶然。

其次，从当时的家庭状况来看，宋代家族制度盛行，祖、父在而别籍异财又为法律所不允，尤其当理学弥漫朝野以后，受其影响，一般士大夫之家，每户数十口乃至上百口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家庭状况，使得许多官员的负担十分沉重，即使俸禄较为优厚，一按家庭人口平摊，就变得不容乐观。如上面提到的杨亿，他即自谓家有“良贱相从三十余口，衣食所给并出于臣”。石介在《上王状元书》中云：“石氏自高、曾以来，以农名家……有故田三百亩。逢岁大有，囷不满三百石，食常不足。赖先人禄赐，介又幸有秩，姑逃于冻馁之患。先人没，禄赐绝；介服丧，秩亦阙，专以田三百亩，衣食夫五十之口”[[32]]。王安石在入仕初期《上相府书》中自谓：“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养于家之日久矣，徒以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于今不能也”[[33]]。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与苏公先生简》中说：“家叔至今虽已改官，尚滞京师未还。老幼夏间多疾病，更遇岁饥，聚族四十口，终日忽忽无聊赖”[[34]]。到了南宋，家族制已发展到顶峰。楼钥《攻媿集》卷一○二《知婺州赵公墓志铭》，言太祖九世孙、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出身的赵师龙，“家素窭，忍贫如铁石……观者若不堪，而公以数十口处之泰然。”而楼钥本人，在登第前，也是“阖门百口”，生活“仅免寒饥”而已[[35]]。上文曾经说过的刘德礼，家中人口也有“数百指”(按：十指为一人)，《行状》言其“蔬食终日，皆无愠色”。又《朱文公文集》卷九二《赵君彦远墓碣铭》，言太宗七世孙赵善应(彦远)，“内外诸孙合贵贱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八《陆修职墓表》自称：“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可谓俯拾即是，说明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家族负担确实不轻。

隋唐以前，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布满朝野，家族制度也远没有两宋那样盛行，他们一旦入朝做官，除俸禄外，还有职田可以作为生活保障，故很少有为经济问题操心的，即使俸禄菲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进入宋代，官员再不授与职田，从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些白屋书生的家境固然不好，就是大臣后裔，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加速而大量走向没落，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36]]的感慨。虽然某些人有文化上的优势，容易通过科举找到出路。但入仕以后，对多数官员而言，却因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各项官场应酬与开支，待次时间的延长，对俸禄不足发生了兴叹。尤其在“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的刺激下，俸禄更成为宋代吏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既然当时大多数官员所得的俸禄往往不敷支出，为何从史籍记载来看，生活真正贫困的官员依然只占少数?笔者以为，这里除了少数人确实坚持高尚节操，安贫乐道，或受虚荣心的驱使，耻言贫困以外，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部分官员出身于官僚、地主等富裕之家，他们广占田宅，多积金银，即使俸禄不足，亦足以维持生计。这些人中，以恩荫得官者居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俸禄虽较一般科举出身者为少，却甚少有贫困者的原因之一。当然，以科举得官的人中，也有入仕前家境十分富有的，最著名的恐怕要数真宗朝的寇准和绍兴初年的李纲，史言他们的家产皆“过于国帑”。至于上文提到“专以田三百亩，衣食夫五十之口”的石介，也勉强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位，比他家境好得多的官员当然还有很多。

二是某些官员的家庭人口较少，负担相对较轻。如有“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孙复，入仕前家中只有老母一人，他早年向范仲淹索游上谒时，自言：“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37]]。北宋大臣范仲淹、杜衍、欧阳修、包拯等，南宋大臣赵鼎、彭龟年、谢深甫、崔与之等，或是孤儿，或出身寒微，入仕前的家庭人口也一定不会很多。

三是依靠种种不义之财得以摆脱贫困，甚至成为暴富，这当为贫宦不贫的最主要原因。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另作论述。   

五

    如果说，宋代官员的俸禄尚只是多少之差，那么，宋代胥吏的吏禄却是有无的差别，而且极大部分胥吏是没有吏禄的。

    宋代的胥吏分两大类：一类属于三省、枢密院、尚书六部、诸寺监丞、在京仓库等中央机关；一类属于地方州县衙门。中央机关的胥吏，人数较少，北宋后期，三省及枢密院吏额仅1689人[[38]]，若加上诸寺监丞、在京仓库等胥吏在内，人数亦不足三千人。州县胥吏则名目不一，人数繁多，且职掌与来源各异。从名目来看，可分公人和吏人两种。大体说来，公人以主管官物，课督赋税，逐捕盗贼，供奔走驱使为职责；吏人以承办衙门公事，协助书抄、处理文案为任务。他们之间虽有分工，却又有密切联系，易于互相勾结。

自宋初以来，中央机关的胥吏一般由市井应募而来，有些甚至还是屡试不第的读书人。他们虽有吏禄，但数量不多，以三司下属负责驱磨州郡籍帐之吏为例，每月仅7贯左右[[39]]，其他部门的吏禄大略亦类此。因而，他们每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员，实无心推究人枉直”[[40]]，甚至“以货之多寡轻重，为事之枉直”[[41]]。偷盗官物、勒索财货者比比皆是。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癸未，宋廷鉴于“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的严重状况，颁行“重禄法”(又称“仓法”)，一方面给在京仓库主典役人岁增18900缗以养廉，另一方面则从严惩治他们的贪赃不法行为。“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42]]，“重禄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在王安石的提议下，“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43]]

州县胥吏的情形就比较复杂，它作为一种职役，其来源前后不尽相同。熙宁变法以前，实行差役法，皆以乡户充，作为征罚，亦偶有以赃吏配诸州充衙前者。变法后，改行募役法，雇人应役，罢乡户而用市户。北宋后期，群臣对差雇利弊争论不休，结果出现了差、雇、投名、子侄继替等多种形式。不过，在自愿充任的胥吏中，豪横不逞之徒和配吏占了很大比重，一些重要职役大都为他们所把持。南宋情况与北宋后期大致相类似。  

宋代的州县官，一般二三年一替，任满后即等待另行选调，他们视官舍为传舍，并不关心地方政事。加之州县事务繁杂，赋役五花八门，法律条文不可胜计，对于那些由科举或恩荫入仕的官员来说，实在不堪其负担。于是有关征粮派课，簿书期会，乃至官司曲直，只得一切惟胥吏是听，甚至一步也离不开他们，从而出现了胥吏犯罪刺配，县官向监司求情，请求暂缓执行，或是将他们“收伉藏匿”[[44]]的怪现象。如遇贪浊之官，他们的剥削诛求、贪赃受赇，更需胥吏作为爪牙和帮凶。于是，州县的权力就多半落入此辈手中，他们或控制纲解首尾、户口版籍，或掌管案牍文书、治安狱情，上可勾结、要挟州县长吏，下可欺压善良百姓。故叶适称当时是“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45]]，此实为对宋代胥吏制度的真实写照。

    那么，宋代州县胥吏在经济上的待遇又是如何呢?核之史籍，神宗朝以前，州县衙门中的胥吏，除州的司法吏人，因事涉刑狱大事，稍有一点廪给外，其他人皆作为职役负担，并无廪给可言。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州县狱子虽一度实行过重禄，但到宣和间即罢[[46]]。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七月，始“敕诸路万户县以下，置刑案推吏两名；五千户县以下，置一名”，“每月请给以本州州司理院推司所请，叁分为率，月给贰分”[[47]]，从而成为惟一有吏禄的县吏。

论者或曰：北宋熙宁变法后，实行募役法。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起，又逐步推行按役户多少、职役轻重，出钱买田，再以所收田谷助役户轮流应役的义役。这样，是否有相当一部分胥吏得以用役钱或义役田谷作为吏禄呢?笔者认为，吏禄是国家定期给予胥吏的一种俸禄，它虽比官员的俸禄低得多，但毕竟尚可用以养家糊口；而役钱则来自民间的各项摊派，数量之少，仅是对应役者的一种津贴而已。如熙宁二年(1069年)，“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免役和助役)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48]]。此处虽不知道开封县胥吏的确切人数，但对照宁宗嘉定年间台州的胥吏人数，事务繁剧的开封县大概也不会少于数百人[[49]]，以每月平均论，则每人所获役钱不过数缗。熙宁四年四月，许州罢衙前管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50]]。以往衙前的役钱，恐怕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何况，从考察宋代免役钱和助役钱的使用情况中可知，实际上它大部分落入国库，真正用于役钱支付的绝少，故所谓募役者，大多为“名募而实差”[[51]]。到了南宋绍兴五年，朝廷应臣僚奏请，借口“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最终停止了役钱的支付，将它作为经制钱，全部上缴国库。对此，马端临深有感叹地说：“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值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52]]。至此，免役法已被破坏殆尽，役钱亦仅成空名。

乾道五年后，继之以来的义役法，由于豪强地主的破坏，存在时间更短，“曾未二十年， 更革几无复遗，而受害者大抵如故”。[[53]]

    总之，无论役钱或义役田谷，对应役者而言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很少有实际意义。

差役对于宋代应役者的影响，与役之轻重、内容有关，更随役作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众多善良的农户和安份守己的中小地主来说，一旦负担了繁难的差役，轻则赔物赔钱，重则倾家荡产，所以他们视差役为畏途，千方百计地要加以逃避。对于那些豪横、恶霸、奸猾刁民等人而言，提任州县吏职正是他们勾结官府、渔肉百姓、欺凌乡里的好机会，尽管没有廪给，投名应募者仍不乏其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高宗朝末年的官员王之望说：“方今郡县之间，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无赖不逞之徒。散出乡村，乘威持势，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货财，秋取稻禾，夏求丝麦，稍不如意，鞭絷随之。民之畏怖，甚于盗贼，而郡守、县令不严禁约戢。又征税场务，私入猥多，皆鲜衣美食，肤体充盈”[[54]]。陆九渊进一步指出：“今风俗弊甚，狱讼繁多，吏奸为朋，民无所归命。曲直不分，以贿为胜负……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使然也。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55]]。以上几人之言，正道出了两宋吏治败坏的又一个原因。

六

在封建社会里，宋代的刑政建设颇有建树，仅举其荦荦大者，便有更定《刑统》，重颁《编敕》，除科举出身者行司寇参军之职，立京朝官试法优迁之制，创详覆、奏谳之法等等。此外，还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审刑院、提点刑狱司两个机构，以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案件的审理。法律之完备亦可称第一。仅以《宋史·艺文志》刑书类所载，有关法律的著作就有221部，计7955卷，比任何朝代都多。凡此种种，若按常理而论，政治清明似不成大的问题。其实则不然。纵观两宋历史，尽管朝廷对官吏贪污屡申禁令，但收效甚微，赃吏之多，性质之严重，与黑暗混乱的唐后期及五代相比，并无多少差别，致使一些较为正直的士大夫发出“今夫蠹国害民，莫甚赃吏”[[56]]之叹。

    宋代赃吏所以如此之多，一般多归结于封建统治者的执法不严和官吏本身的腐败所致，而很少从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不能说是全面的和有说服力的。

“仓廪实而知礼义”，这是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格言。有人因为历史上不乏“贫贱志不移”的人，更多“饱暖思淫欲”者，而对这句话颇持批判态度。但是，道德、情操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仓廪实而知礼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种观点。官吏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合理的俸禄作为保证，就不可能产生守职的官吏，不管采取何种严厉的措施，要长期杜绝他们的贪污活动也是不可能的。诚然，俸禄高的也有贪官，俸禄低的也有廉士。但从总体看来，俸禄高低与贪官多少呈现出明显的反比：宋代宰执大臣中贪赃枉法的行为，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州县一级的贪官污吏则多如牛毛，这就决非偶然。

    实际上，宋代一些政治家也了解俸禄低下对吏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入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复于守选、待阙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贷债，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举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57]]。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杨万里在给宋孝宗的一个奏疏中亦说：“士之贫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既薄矣……其或州县之匮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终岁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责以往也，而饥寒以居也，狼狈以归也。非大贤君子，谁能忍此?而曰：‘尔无贪，吾有法!’岂理也哉。”[[58]]以上两人所言，说明在宋代除了所谓“大贤君子”，即极少数被公认为清正廉洁之士者外，不胜其贫的官员，都是通过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活动以弥补俸禄的不足。范仲淹认为这些官员的贪污对吏治危害很大，但都是不得已之举。杨万里甚至认为，若不解决官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单纯以法律来禁止他们贪污，是不合情理的。这种“贪污有理”的论调，居然出于著名大臣之口，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普遍认识。由此可见，宋代贪官所以猖獗，而朝廷对此却软弱无力，不能坚决加以禁绝，俸禄过低确为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以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他们大多依靠“受赇为生”。这一切，都对吏治产生了严重影响。赃吏之害，看上去似乎是“癣疥之疾”，实际上却极大地加剧了阶级矛盾，动摇了封建统治。宋代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究其原因，大都与反对贪官污吏有关，这就是一个明证。

                                  （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